MAGES.创始人之一盛政树将于3月31日离开公司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虽然脱胎于中国古老的传统和文化，但它实质上是洞察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的真实样貌与人类根本层面的需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不能脱离原初语境和限制条件，否则，它极易被学科体制规训所架空，致使学理交锋陷入权力迷思，变成概念泡沫和语词游戏。例如，虽有海外学者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法治意识形态作出了专门研究，[49]但从具体规则的微观角度，相关学术话语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3}王振民：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4}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39]参见刘德威：‘依法治党问题研究述评，《理论前沿》2001年第4期，第32-33页。[14]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政法论坛》2005年第4期，第71页。[48]参见路克利：海外中共学成为国际显学，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4日。[5]在为主流法学所忽略的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中，法律话语的微观动员过程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实证研究。

[46]事实上，许多政治话语本身就是法理渊源，甚至具有框构法规范的高级法效力。法律话语的表达也离不开政治话语的包装和保障，后者使其在公众传播和实践运行中克服专业话语的局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中国国体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前者是指这些政府向公民承诺提供正义和效率，但回避法治中的权利因素，由此试图割断推进法治和建立民主之间的联系。44当你搞的法治不是我想象中的法治成为一种判断时，对待现实问题的态度自然可想而知。福柯认为，纯粹的或客观的知识并不存在，知识是权力的有效运作方式，他称之为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57参见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83页。

从国内层面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硬实力的不断壮大，其主体意识自然抬升，在主观上自然不愿继续仰人鼻息，惟西方国家设定的游戏规则是从。如何建构，解决的乃是方法论层面上的问题。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香港管治困境之症结：法政治学的视野（项目编号：20720171010）阶段性成果。26在很大程度上，这或许是任何一位东方文明的精英在面对西方文明难堪为世界诸国标杆之现实时做出的必然反应。即使采用其他语词表述，如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国体的核心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儒家、印度教、伊斯兰教以及福音派基督教的文明吁求，到本土世界观的复兴，过去三十年见证了启蒙普遍主义霸权的退却，再到曾经被污蔑为历史垃圾桶的各种历史叙事的开花结果。

而后者秉持的理念是，转型国家不应同步推进法治发展与民主化，而应首先建立法治，然后再转向民主化。一方面，无论如何设计理论范式、理论框架，我们也无法突破现行国体来思考法治问题。在先后铸就第一波礼乐文明（夏商周三代）与第二波礼法文明（从秦汉延至明清）之两种文明典范之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否继续赓续传统创造出足堪走出亚洲、影响世界的崭新法治文明样态，值得我们共同期待背景之三是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苏醒。

要在提炼、移植、转化、深化范畴和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具有原理性、解释力和想象力的命题，为新兴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大厦构建四梁八柱。在人权与权利研究领域，有政治性人权。

（三）多重而深远的意义 30年前的这场会议不断被提起，人们总想用更美丽的语言去评价它、装点它、刻画它，有的人把它描绘成新时期中国法学的里程碑，有的人认为它开辟了中国法学新纪元。在权利时代，抽象的权利概念衍生出许多新的具体的权利问题，例如，从人身权衍生出生育权、亲吻权、贞操权、悼念权等。

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特别是伴随中国社会进入权利新时代，由转型期利益格局重整所激发的基本权利诉求，由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技术所催生的新兴权利诉求，由立法、执法和司法所产生的权利确认、权利保障、权利救济等制度和实践问题，都要求在权利概念和权利理论上得到科学论证与积极回应。第三，推进了法律观、法制观、法治观的升华。虽然中国法学源远流长，蕴涵着丰富的思想精华，深刻影响了人类法律文化的成长，但总体而论，中国古代法学是以罪和罚为基石构建的，这种法学传统一直持续到苏联法学引进中国才告终结。古往今来，关于正义的界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最基本的，是要突破一些学者把法理局限在民事法律非正式渊源之意义的学术错误，而要回归自古以来法理的本真面貌和价值，即法理是整个法律制度、法律现象的精神所依，是整个法律体系、法治体系的灵魂所在，是法作为人类理性创作的实存。

论文以追忆1988年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为铺垫，论述了在中国法学新时代全面深化和拓展法学范畴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重要意义，探讨了深化和拓展法学范畴研究的路径和方法。选择论、利益论、能力论。

（二）法理内涵于法学范畴研究的纵深处 从法学研究的规律来看，法理内涵于法学范畴研究的纵深处。意味着立法、行政、司法以及其他国家活动必须服从法治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人民主权原则、人权原则、正义原则、公平合理且迅捷的程序保障原则等。

但是，使用归使用，理解归理解。会后，《当代法学》杂志以《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法学的重构———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纪实》为题，对研讨会进行了纪实型专题报道，及时汇聚了22位学者发言的精华。

在科学演进历程中，学术思想的革命总是同概念、范畴的革命相连的，后者甚至标志着学术思想的革命或新的学术思想的诞生。综合的方法着重于经验的归纳，更偏重于命题到命题的可行性，是实验科学的方法。法学家们刚刚否定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权利的概念，却又不得不以人生俱来的权利、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人权等观念和学说为人的生存权、生命权、人格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辩护（证成）。另一方面，法理学应该关注部门法学的权利研究，给予理论支撑，使部门法学可以放心大胆地往前进一步作出论证。

这些概念的出现，既是相关领域学术进步和创新的标志，也是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革命的导火索。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有力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样式和生存状态，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和各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法律制度，影响着思想理论体系。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新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理论风格和实践特色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这些论题覆盖理论和实践的不同领域，是蕴藏着丰富法理要素的资源宝库和生产场域。

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碰触。从人类历史上看，无论是新秩序的支持者，还是旧秩序的维护者，人们总是试图凭借法理来支撑特定的正义话语，将自己拥护的社会制度和行为称为公正的。

什么是正义表面看来是一个纯粹的概念问题，但每一个看起来中立的答案都藏着其内在的价值倾向、文化背景、社会意识形态。而从价值的层面看，权利、权利本位更偏重于以人身权、人格权、财产权为代表的自由（自治）价值，法理、法理中心则全面囊括了秩序、文明、公正、效率、安全、人权等人类共同价值，法理、法理中心是权利、权利本位理论和实践的升华。平衡检验（BalancingTests）。因而，深化权利义务研究，着力点是深化对权利的研究。

20世纪以来，西方一些国家总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标榜为普世价值而强加于人类社会，在发展中国家搞颜色革命，这是我们必须警惕和反对的。深化立法体制改革，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经验。

（三）深化和拓展法学范畴研究的着力点 深化和拓展法学范畴研究，是立体化、全方位、历时态的系统工程。1988年，我主持编写了东北高校通用教材《法的一般理论》，该教材分别对权利、义务、法规范、法体系、法关系、法责任、法意识、法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违法、制裁、法解释、法推理、法价值（秩序、正义、自由、效率）等法学的基本范畴进行了语义和意义分析。

但是，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法治实践创新，面对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激荡、碰撞的新形势，面对经济发展形态与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挑战，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新问题，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法学思想文化交融交锋的新局面，面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面临的风险集中凸显的新阶段，必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构建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乃至世界性问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法学学科体系。这些被权利范畴所点燃的理论焰火勾勒出中国法学异彩纷呈的图景，也充分表明了权利义务这对核心范畴的研究仍然在路上。